【學習園地】“唯論文”靠邊 “大數據”出列
發布日期：2014-10-10 供稿：文匯報 張懿 編輯：新聞中心 辛嘉洋 閱讀次數：
為了進一步促進學校建設，幫助廣大教師、干部群體關注高等教育發展，了解行業發展前沿，拓寬視野，引發思考，黨委宣傳部特開辟“學習園地”專欄，為教職工推薦具有一定深度的新聞報道和理論思考。此次推薦刊載于文匯報的《“唯論文”靠邊 “大數據”出列 》一文。
——黨委宣傳部
上海高校嘗試改革學科評估機制 “唯論文”靠邊 “大數據”出列
上海正嘗試用更科學的方法評估高校學科與人才，以防止“唯論文論英雄”等單一評判標準引發的弊病。昨天，政府部門與一家國際知名科研信息服務商合作，共同探索如何用大數據工具發掘“未來的潛力科學家”。市教委表示，這僅僅是一個開始，更具力度的改革也許將在近期出臺。
相關人士表示，如果說過去的評價方法是“高考模式”，那么現在，主管部門更想引入“托福”；如果說過去的評價是一面“鏡子”，只能反映現狀，那么決策者更需要的是一個洞悉未來的“魔法水晶球”。
從“高考模式”到“托福模式”
昨天，市教委下屬的上海市教育評估院與荷蘭愛思唯爾公司共同發起成立了一個特殊的研究機構——“上海市學科評價聯合實驗室”。市教委副主任袁雯說，教育主管部門非常需要這樣的機構，來研究新的評估理論、開發新的評估工具。
袁雯說，先前評價一個學科的發展，主要是看論文數量、發表刊物的影響因子、成果獲獎情況等，但這未必能很好地反映學科的真實水平：“我們亟需讓資源投放更有效率。”
市教委科技處處長王興放說，“論文評價”會帶來種種弊病，比如，同樣水平的研究成果，化學期刊的影響因子往往比數學高得多，更別說藝術和人文類專業：“《梁祝》沒有論文，但誰能說它不重要？”
再如，在科研成果轉化中，高校教師常被企業視為“難以合作”，他們往往不顧合作方的強烈反對，冒著泄密的風險發表論文。因為在現有體制下，高校老師只要缺論文，哪怕他的發明再重要，依然會在評教授時遇到大麻煩。
王興放說，國內高校現行的評價體系就像是“高考模式”，雖然植根于國內的“水土”，但卻與社會發展的需求越來越脫節，更不符合國際慣例。為此，他們需要同愛思唯爾這樣的機構合作，引入國際公認的評價方法，在學科評估上形成“托福模式”。
大數據使評估擁有“水晶球”
愛思唯爾的歷史可追溯到伽利略的年代，目前擁有2000多種期刊，包括《柳葉刀》、《細胞》等全球最頂級的雜志。平均每年，該公司會收到100萬篇投稿，論文年均被下載7億次，引用超過4000萬次。
這樣海量的科研信息集合，讓愛思唯爾每年新掌握的與科研相關的數據達到PB量級——根據業界公認的標準，PB級的數據量已越過了“大數據”的門檻。公司高管尼克•福勒說，他們已形成了利用大數據對論文、作者和科研機構進行綜合分析、評價的能力。
剛卸任上海教育評估院院長的王奇教授告訴記者，早在7年前，評估院就開始與愛思唯爾接觸，而現在，教育領域的一些新變化讓雙方找到了深度合作的契機。一方面，決策部門能接觸的科研數據越來越多，“不用是浪費，用好談何容易”；另一方面，當前上海高校管理的“治理結構”正在轉型——過去，在教育經費投入上，政府直接撥款僅占30%，70%來自項目經費，而評估項目主要是事后監管。但現在，直接撥款可能上升到60%以上，而這考驗的是決策者對學科發展的預判能力。
評估院“智庫”的首席專家楊頡說，經驗證明，目前實力強、獲得經費多的學科，前景未必好；而現在看來實力一般、投入不多的學科也許很有潛力：“如果說現行評價體系是一面‘鏡子’，那么大數據可以幫助我們擁有‘水晶球’。”
不久將出臺更有力的政策
在高校評估體系的探索上，上海一直走在國內前列，未來評估可能占據更重要的地位。
市教委副主任袁雯表示，上海將進一步強化教育評估機構的地位，并嘗試在高校管理中推進“管、辦、評”分離，以此推進決策科學化。
王興放說，與愛思唯爾的合作，其實只是上海建立新型評估體系的第一步。據他透露，不久后上海將出臺更有力度的政策，將評估結果與資源投放直接掛鉤。實際上，新型評估體系不僅會影響一校一系的發展，更會對科研文化產生導向作用。
王奇告訴記者，上海對學科評估方法的探索，預計會產生廣泛的輻射作用：“不僅決策部門需要、大學校長需要，實驗室主任在引進人才時，也希望先看看對方的評估報告。”
——黨委宣傳部
上海高校嘗試改革學科評估機制 “唯論文”靠邊 “大數據”出列
上海正嘗試用更科學的方法評估高校學科與人才，以防止“唯論文論英雄”等單一評判標準引發的弊病。昨天，政府部門與一家國際知名科研信息服務商合作，共同探索如何用大數據工具發掘“未來的潛力科學家”。市教委表示，這僅僅是一個開始，更具力度的改革也許將在近期出臺。
相關人士表示，如果說過去的評價方法是“高考模式”，那么現在，主管部門更想引入“托福”；如果說過去的評價是一面“鏡子”，只能反映現狀，那么決策者更需要的是一個洞悉未來的“魔法水晶球”。
從“高考模式”到“托福模式”
昨天，市教委下屬的上海市教育評估院與荷蘭愛思唯爾公司共同發起成立了一個特殊的研究機構——“上海市學科評價聯合實驗室”。市教委副主任袁雯說，教育主管部門非常需要這樣的機構，來研究新的評估理論、開發新的評估工具。
袁雯說，先前評價一個學科的發展，主要是看論文數量、發表刊物的影響因子、成果獲獎情況等，但這未必能很好地反映學科的真實水平：“我們亟需讓資源投放更有效率。”
市教委科技處處長王興放說，“論文評價”會帶來種種弊病，比如，同樣水平的研究成果，化學期刊的影響因子往往比數學高得多，更別說藝術和人文類專業：“《梁祝》沒有論文，但誰能說它不重要？”
再如，在科研成果轉化中，高校教師常被企業視為“難以合作”，他們往往不顧合作方的強烈反對，冒著泄密的風險發表論文。因為在現有體制下，高校老師只要缺論文，哪怕他的發明再重要，依然會在評教授時遇到大麻煩。
王興放說，國內高校現行的評價體系就像是“高考模式”，雖然植根于國內的“水土”，但卻與社會發展的需求越來越脫節，更不符合國際慣例。為此，他們需要同愛思唯爾這樣的機構合作，引入國際公認的評價方法，在學科評估上形成“托福模式”。
大數據使評估擁有“水晶球”
愛思唯爾的歷史可追溯到伽利略的年代，目前擁有2000多種期刊，包括《柳葉刀》、《細胞》等全球最頂級的雜志。平均每年，該公司會收到100萬篇投稿，論文年均被下載7億次，引用超過4000萬次。
這樣海量的科研信息集合，讓愛思唯爾每年新掌握的與科研相關的數據達到PB量級——根據業界公認的標準，PB級的數據量已越過了“大數據”的門檻。公司高管尼克•福勒說，他們已形成了利用大數據對論文、作者和科研機構進行綜合分析、評價的能力。
剛卸任上海教育評估院院長的王奇教授告訴記者，早在7年前，評估院就開始與愛思唯爾接觸，而現在，教育領域的一些新變化讓雙方找到了深度合作的契機。一方面，決策部門能接觸的科研數據越來越多，“不用是浪費，用好談何容易”；另一方面，當前上海高校管理的“治理結構”正在轉型——過去，在教育經費投入上，政府直接撥款僅占30%，70%來自項目經費，而評估項目主要是事后監管。但現在，直接撥款可能上升到60%以上，而這考驗的是決策者對學科發展的預判能力。
評估院“智庫”的首席專家楊頡說，經驗證明，目前實力強、獲得經費多的學科，前景未必好；而現在看來實力一般、投入不多的學科也許很有潛力：“如果說現行評價體系是一面‘鏡子’，那么大數據可以幫助我們擁有‘水晶球’。”
不久將出臺更有力的政策
在高校評估體系的探索上，上海一直走在國內前列，未來評估可能占據更重要的地位。
市教委副主任袁雯表示，上海將進一步強化教育評估機構的地位，并嘗試在高校管理中推進“管、辦、評”分離，以此推進決策科學化。
王興放說，與愛思唯爾的合作，其實只是上海建立新型評估體系的第一步。據他透露，不久后上海將出臺更有力度的政策，將評估結果與資源投放直接掛鉤。實際上，新型評估體系不僅會影響一校一系的發展，更會對科研文化產生導向作用。
王奇告訴記者，上海對學科評估方法的探索，預計會產生廣泛的輻射作用：“不僅決策部門需要、大學校長需要，實驗室主任在引進人才時，也希望先看看對方的評估報告。”
